「民國三十四年十月，我踏上這座島嶼。眼前的臺灣，像是一個剛從戰火中蘇醒、卻傷痕累累的巨人。我看著斷裂的鐵路與沈沒的港灣，心裡清楚：交通是島嶼的血管，血管若是不通，這座島就活不起來。 小陳問我，技師都想走，建設怎麼辦？我告訴他，專業是不分國界的。我極力留用日籍技師，並緊急向中央求援。混亂中，我們需要的不是激昂的口號，而是精確的秩序。 當第一輛火車重新啟動，那沉重的汽笛聲，是我聽過最動人的復甦信號。」 「三十五年五月，我接下了財政的重擔。我看著臺灣銀行的招牌重新掛起，心裡卻沉甸甸的。貨幣不只是紙，它是政府對百姓的承諾。 我們必須用穩定的臺幣，收回那些動盪的舊鈔 。 在處理日產時，我告訴小陳：這不是在分財產，是在重新分配島嶼的生機。原則只有一條：保障合資民眾的股份，讓大規模企業歸於公營，小企業則開放民營。 我們要保障民眾的汗水不白流，鼓勵大家重拾生產。因為只有手裡有了穩定的錢，老百姓因戰亂而惶恐的心，才有可能真正定下來。」 「三十六年春天，風暴猝不及防地席捲全台。在台中林獻堂先生的宅邸裡，窗外是動盪的時局，窗內是沈默的苦思。林老先生問我：『這火，該怎麼滅？』我告訴他：破壞很容易，只需要一個瞬間；但建設卻需要極大的耐心。 我頂著壓力回到台北，走進廣播室。我對著全省同胞說：『請大家趕快回到自己本位，安心工作，努力生產。』 這不是退縮，而是復原的唯一路徑。財政與金融會做你們的後盾。只要工廠的煙囪還在冒煙，只要田裡的秧苗還在生長，只要生產不停，希望就永遠會在。」